美国头号通缉犯斯诺登以前从没讲过的故事

神秘人物斯诺登

一条消息发送到我的“纯净电脑”上，那是一台MacBook Air，上面只装了一个复杂的加密软件。“计划有变。”我的联系人说，“下午1点到XXX酒店大厅。带上一本书，等着ES找你。”

ES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简写，他堪称当今世界的“头号通缉犯”。9个月来，我一直在尝试各种能够采访到他的办法——我两次前往柏林和里约热内卢，并多次赶往纽约，为的就是与他的密友沟通，以便安排一次会面。在我渴望了解的诸多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斯诺登泄露了数十万份绝密文件，披露了美国政府规模庞大的本土监控项目？

今年5月，我收到斯诺登的代理人、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本·维茨纳(Ben Wizner)发来的邮件。他向我确认，斯诺登同意在莫斯科与我见面。在此后几周的时间内，他抽出整整三天时间与我一起闲逛，一起聊天。自从他2013年6月到达俄罗斯以来，我成为了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记者。但我们约会的详细信息依然被神秘的氛围笼罩。我到达莫斯科后，对于他将在何时何地与我见面，完全没有一点消息。但现在，当一切结束之后，所有的细节都可以公之于众。

我住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Hotel Metropol)里，这座充满想象力的沙色建筑,是俄罗斯帝国新艺术运动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件不朽作品。它建成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在布尔什维克1917年掌权后，它成为了苏联的“第二宫”。在这间餐厅里，列宁经常穿着厚大衣和高筒靴对他的信徒们高谈阔论。现在，他的画像仍然装饰在酒店外面的一块大匾上。画中的列宁恰到好处地扭了扭脸，没有直面与之仅隔一个街区的“新俄罗斯”——无论是宾利、法拉利，还是海瑞·温斯顿、萧邦，各种奢侈品在那里一应俱全。

在担任调查记者的30年间，我曾多次住在大都会酒店。20年前，我在这里采访了维克多·切尔卡辛(Victor Cherkashin)。那位克格勃高官曾经负责监督美国间谍阿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和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1995年车臣战争期间，我再次入住该酒店时，我见到了尤里·莫丁(Yuri Modin)，这位苏联特工领导了英国臭名昭著的“剑桥五人”特务组织。当斯诺登窃取了美国历史上最多的机密文件飞往俄罗斯后，华盛顿有很多人都指责他早已与俄罗斯特工串通一气。但据我所知，这一指控没有任何确凿证据。

我承认，相似的经历让我对斯诺登心生好感。与他一样，我也曾经效力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NSA”)。我是在越战期间为美国海军服役时在那里任职的。之后，身为一名在法学院就读的预备役军人，当我偶然发现一个非法窃听美国公民的项目时，便告发了NSA。我在“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针对该项目举行的闭门听证会上作证。在这个国会调查部门的领导下，美国在1970年代对情报滥用问题展开了彻底的改革。

最终，当我毕业后，我决定写一本书，那也成为了第一本专门描写NSA的书。曾经多次有人威胁要以违反《间谍法案》为由起诉我。这部1917年颁布的法律恰好也是美国政府起诉斯诺登的依据。(具体到我，那些威胁没有根据，所以并未付诸实施。)自那以后，我又写了两本关于NSA的书。还在多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包括《连线》杂志之前有关NSA的两篇封面文章)，并出版了众多书评、专栏和纪录片。

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没见过像斯诺登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独特的后现代告密者。自从他去年6月消失在莫斯科机场后，很少有人亲眼见过他。但他却始终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只不过，他不仅没有国籍，而且从不暴露真身。无论是在SXSW大会上接受采访，还是领取各种人道主义大奖，他的笑容总会浮现在大屏幕上。在今年3月在TED大会上接受采访时，他甚至更进一步，把自己的实时视频图像传输到一个小屏幕上，然后安装在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机器人身上。有了这样一套装置，他就能在会场“四处走动”，与人攀谈，甚至跟人合影。

这番景象似乎完全逆转了小说《一九八四》中的情节：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突然之间主导了大洋国的荧光屏，四处推广加密技术，并且公开谴责“老大哥”对人们隐私的种种侵犯行径。

当然，斯诺登对于面对面的采访依然十分谨慎。在准备采访内容的过程中，《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让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篇由格雷格·米勒(Greg Miller)撰写的报道叙述了与联邦调查局(以下简称“FBI”)、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CIA”)和美国国务院高官的日常会议内容，所有的与会人士都极度渴望将斯诺登“捉拿归案”。一位官员对米勒说：“我们希望他能愚蠢地登上某架飞机，然后让我们的盟友对那架飞机发出指令：‘你已进入我们的领空，马上降落。’”可惜，斯诺登没有那么蠢。自从他在俄罗斯消失后，美国似乎就失去了他的所有线索。

在前往约定的酒店采访的路上，我尽力避免被人跟踪。那家酒店地处偏僻，只能吸引很少的西方游客入住。我在大厅里找到一个地方坐下，面朝正门，然后打开一本事先约定好的书。很快，斯诺登就从我身旁经过。他穿着深色牛仔裤和棕色运动服，右肩上还挂着一个大号的黑色双肩包。在我起身与他并肩同行前，他始终没有看我。“你刚才在哪里？”他问，“我没看到你。”我指了指着我的座位打趣道：“你跟CIA一起吗？”他笑了。

进电梯时，斯诺登似乎有话要说，但一位女士突然闯了进来。所以，我们都默不作声地听着波萨诺瓦舞曲中的经典之作《Desafinado》，跟随着电梯逐层上升。出了电梯后，他指了指一扇窗户，那里可以俯瞰莫斯科的天际线——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已经彻底掩盖了7栋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的光芒，当地人管那7栋建筑叫Stalinskie Vysotki，意思是“斯大林大厦”。

现在，他来到俄罗斯已经一年有余。他会前往没人能认出他的当地的杂货店购物，他甚至已经学会了一点俄语。这是一个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它比纽约更干净，但也比华盛顿更复杂。在这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今年8月，斯诺登的临时避难许可将会到期。(8月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向他授予延期避难许可，意味着他可以在俄罗斯再居住3年。)

走进斯诺登为采访预订的酒店房间后，他把背包、棒球帽和一副深色太阳镜扔到床上。他看上去身材单薄，消瘦的面庞和一缕淡淡的山羊胡略显憔悴——他的山羊胡似乎是从昨天刚开始蓄的。他戴着一副长方形的半框眼镜，上面印着博伯利的商标。淡蓝色的衬衫至少比他的身材大出一个号，宽宽的腰带收得很紧，脚上穿着一双Calvin Klein休闲鞋。总之，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满怀真诚。

斯诺登对情报界所谓的“作业安全”十分重视。我们落座后，他把手机电池取了出来。我把iPhone留在了自己入住的酒店。斯诺登的联系人反复警告我，即使关机，手机也很容易成为NSA的传声筒。对NSA各种监控伎俩烂熟于心，是斯诺登得以自由至今的法宝之一。另外一个法宝，则是避开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频繁前往的地方。不过，当他出现在一些公共场所(例如电脑商店)时，还是会偶尔会有俄罗斯人认出他。每每此时，他都会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对他们说：“嘘。”

泄密者背后的秘密

斯诺登

尽管在全世界遭到追捕，但在我们一起喝可乐、吃披萨时，斯诺登似乎还是显得既放松又乐观。还有几天，他就将迎来31岁的生日。斯诺登至今仍然怀有希望，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获准返回美国。“我对政府说，只要是出于正确的目的，我愿意被关进监狱。”他说，“与个人遭遇相比，我更在乎我的国家。但我们不能让法律成为政治工具，也不允许有人利用法律恐吓人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哪怕交易条件再好都不行。我不会同意这样的交易。”

与此同时，斯诺登仍会时常在美国各地亮相，他的种种行为所产生的不可预知的影响，已经在他的祖国和世界各地产生了共鸣。然而，他所披露的那些文件，早已不再受他控制。斯诺登已经不再接触那些文件。他说，他并没有把这些文件带到俄罗斯。文件的副本目前保存在三个组织的手中：First Look Media，那是一个由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和美国纪录片制作人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共同创立的组织，这两个人也是这批泄密文件最初的接收者；英国《卫报》，在英国政府迫使其将文件副本的物理保管权(并非所有权)转交给《纽约时报》前，他们也收到了副本；《华盛顿邮报》记者巴顿·吉尔曼(Barton Gellman)。目前的保管人几乎不可能将这些文件交还给NSA。

这已经令美国官员陷入了无能为力的窘境，只能坐等更多机密信息的曝光、下一轮外交风波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与羞愧。但斯诺登对我说，事情本不必如此。他表示，他其实曾经想让美国政府了解他究竟偷走了哪些文件。在他携带文件潜逃前，曾经留下了一些数字线索，以便调查人员可以判断哪些文件被他复制过，哪些文件只是被他“接触过”。他希望借此向NSA证明，他的动机只是为了揭发内幕，而不是充当外国政府的间谍。这也可以帮助美国政府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泄密事件，包括修改代码和调整工作计划，并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损失。

但他相信，NSA的调查人员并没有发现这些线索，只是简单地报告了他所接触到的文件总数——170万份。(斯诺登说，他拿走的文件远少于这个数字。)“我猜到他们会焦头烂额，”他说，“但我却没想到他们这么无能。”

在对斯诺登的这番表态作出回应时，NSA发言人瓦尼·瓦因斯(Vanee Vines)只是回复说：“如果斯诺登先生想要讨论他的行为，那就应该在美国司法部里进行。他应该返回美国，面对他所遭受的指控。”

斯诺登怀疑，美国政府担心这些文件中包含极具破坏力的内容——也就是文件的保管人尚未发现的秘密。“我估计，他们担心文件里包含能彻底葬送他们政治生涯的材料。”斯诺登说，“政府的调查失败，以及他们不知道究竟泄露了哪些文件，所以才不断抛出哪些可笑的庞大数字的事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在评估影响的过程中肯定看到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内容。他们认为，这种威胁依然存在。”

然而，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些海量文件中究竟有什么内容——NSA不知道，保管人不知道，甚至连斯诺登本人也不知道。他不肯透露自己究竟是如何搜集这些文件的，但情报部门的其他人怀疑，他只是使用了一个网络爬虫，用它来搜索和复制所有包含特定关键词或关键词组合的文件。所以，其中的很多文件可能只是包含了一些高度技术化而且几乎无法理解的信号参数和其他统计数据。

令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某些号称来自斯诺登的机密文件，或许并非真的是他披露的，而是源自另外一个以斯诺登的名义泄露信息的人。斯诺登本人坚决不肯回应这一问题。但除了拜访斯诺登外，我还得以在多地毫无限制地查看了他从NSA偷出的文件。使用一款复杂的数字搜索工具对这些文档进行过滤后，的确无法找到一些已经对外披露的文件，这使我认定：肯定还有另外一个泄密者。事实上，得出这一结论的不止我一人。格林沃尔德和曾经全面查看过这些文件的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都曾公开表示，他们相信还有另外一个泄密者在向媒体披露机密文件。

其实，在我到莫斯科采访斯诺登的第一天，德国《明镜周刊》就发表了一篇长文，讲述了NSA在德国的运作状况，及其与德国情报机构BND的合作情况。该杂志披露了一份NSA和BND于2002年签署的《协定备忘录》。《明镜周刊》指出：“这并非来自斯诺登的材料。”

长期以来，外界都认为NSA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的消息来自斯诺登。但仍然有人怀疑，这其实是也是另外一名泄密者所为。在该消息曝光时，《明镜周刊》简单地将消息来源归结为斯诺登和其他未具名消息源。如果其他泄密者在NSA内部，那对于这家情报机构而言，这绝不仅仅是又一场噩梦那么简单——还将凸显它在控制信息方面的无能。这或许也表明，斯诺登对美国政府大规模监听计划的顽强抵制，给这个情报部门内部的其他人带来了启发。

“他们的问题仍未解决。”斯诺登说，“他们依然忽视审查，他们还是有信息泄露，他们不知道这些信息来自何处，也不知道这些信息去向哪里。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公众如何相信NSA能够妥善保管我们的信息、我们的隐私数据、我们的永久记录。”

波伊特拉斯是《明镜周刊》系列文章的作者之一，这位电影制片人也是斯诺登最早联系的记者之一。她的高知名度和在加密领域的专长，或许吸引了其他NSA泄密者，而斯诺登的文件则可以提供理想的掩护。与斯诺登见面后，我给波伊特拉斯发去了邮件，直截了当地询问她是否还有其他NSA消息源。她通过律师回复说：“抱歉，劳拉不会回答你的问题。”

首次公开成长历程

斯诺登

就在我跟斯诺登一起在莫斯科的酒店房间吃披萨的那天，美国众议院次踩下了NSA的刹车。他们以293比123的压倒性票数，不再允许NSA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包含数百万美国人电子邮件和通话记录的庞大数据库展开搜索。“政府监控项目会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存储和搜索美国人的隐私数据，它的广度无疑已经令越来越令美国人感到惊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众议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通过这份修正案，众议院已经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关闭了大规模监控项目的后门。”

如果不是斯诺登，类似于这样的众多改革议案永远不可能出台。视线转回俄罗斯，斯诺登回忆起他登机逃往香港的那一刻，此后，他就将披露自己的泄密者身份。但彼时，他自己也在担心，为此承受的巨大风险是否值得。“我当时想，公众可能只会耸耸肩，然后事情就过去了。”他说。然而，NSA的监控项目却早已成为了引发全美关注的紧急问题。

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国会也出手干预此事，最高法院甚至也暗示将对未经授权的监听项目采取行动。普通大众多数也都倾向于缩减监听项目规模。“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时所问的问题。”他说，“但如果你问问人们对我披露‘棱镜’计划的决定作何感想，有55%的美国人认同我的做法。由于政府一年以来始终说我是大反派，所以这种情况很不寻常。”(所谓“棱镜”计划，指的是一个允许美国政府机构从谷歌、微软和雅虎等公司那里提取用户数据的监控项目，也是斯诺登披露的最著名的监控计划之一。)

55%这个数字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夸张的程度不会太大。就在斯诺登泄密一周年之际，NSA局长基斯·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宣称，斯诺登“目前正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操纵”，并指责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最近，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表示：“爱德华·斯诺登是个懦夫，他是卖国贼，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但到了6月，美国政府似乎又刻意避免使用渲染成分过大的说法。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新任NSA局长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Rogers)说，他正在“努力让自己的性格变得专注而谨慎”：“作为NSA局长，我不会说‘哦上帝，天塌了。’这样的话。”

斯诺登始终在密切关注公众对他的印象，但他却一直不愿谈论自己。一方面是因为他天生羞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愿“把家人牵扯进来，并被人写成传记”。他说，他担心分享个人信息会让自己看上去很自恋、很自大。但他最担心的还在于，他可能会因此在无意间偏离了自己的初衷，违背了自己牺牲舒适的生活而努力追求的目标。“我是工程师，不是政治家。”他说，“我不想登台亮相。我害怕给这些人提供分散精力的机会，提供求之不得的借口来威胁、诽谤和贬低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运动。”

但当斯诺登最终同意谈论他的个人生活时，我们据此描绘出的画像，并不是一个怒目而视煽动叛乱的人，而是一个严肃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多年以来，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抱有的美好幻想却逐步破灭。

1983年6月21日，斯诺登出生在马里兰的郊外，那里离NSA的总部不远。他的父亲劳恩(Lon)从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海军士官长，那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母亲温迪(Wendy)在美国巴尔的摩地区法院就职，姐姐杰西卡(Jessica)则成为了华盛顿联邦司法中心的一名律师。“我的家人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联邦政府效力。”斯诺登说，“我也希望走上同样的道路。”他父亲对我说：“我始终认为艾德是家里最聪明的人。”当斯诺登在两次智商测试中的成绩都超过145分时，他也并不感到意外。

小时候，斯诺登并不像其他孩子一样整天看电视或做运动，而是深深爱上了书本，尤其是希腊神话。“我还记得，只要捧起这些书，我就会与它们一起消失好几个小时。”斯诺登说，阅读神话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了他直面挑战的性格，这些困难中也包括道德困境。“我认为，我正是从那时开始思考如何找出问题。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在于，他如何解决和面对这些问题。”他说。

在斯诺登曝光自己的泄密者身份后不久，有很多媒体都把重点集中在他读完10年级后中途退学的事情上，暗示他不过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懒虫。但他退学并不是因为品行不良或成绩不佳，而是因为患上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导致他将近9个月无法上课。但他并没有留级，而是考上了社区学院。他从小就喜欢电脑，现在的热情更是有增无减。他开始为一个自主创办科技公司的同学工作。巧合的是，那家公司的经营场所就在米德堡，也就是NSA总部所在地。

当9·11恐怖袭击发生时，斯诺登正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当时正开车去上班，在广播里听到第一架飞机幢楼的消息。”他说。与很多有公德心的美国人一样，斯诺登也因为那次袭击受到了深深影响。2004年春天，随着第一次法鲁加战役的爆发，伊拉克战争的地面站逐步升级，他主动提出参加美国的特种部队。“在伊拉克、铝管和炭疽这类事情上，我很相信政府的各种解释——甚至是政治宣传。”他说，“我仍然坚信政府不会对我们说谎，坚信我们的政府有着高尚的目的，坚信伊拉克战争会向他们所说的那样，通过小范围的定点打击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们。所以，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斯诺登说，他很向往特种部队，因为那里可以为他提供学习语言的机会。由于在能力倾向测试中表现优异，他被录取了。但身体要求更具挑战性。他在一次训练事故中摔断了双腿。几个月后，他就被除名了。

接触海量机密信息

斯诺登

离开军队后，斯诺登在一处绝密设施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那份工作要求他通过高级忠诚度审查。他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以及严格的背景调查，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即将就此踏上情报工作的职业道路。在参加了情报机构的专场招聘会后，他被CIA录取，任职于全球通信部门，在CIA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总部处理电脑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他从16岁就开始从事的网络和工程工作的一种延伸。

“所有的秘密站点都会与CIA总部联网。”他说，“我和另外一个人一起上夜班。”但斯诺登很快发现了CIA的一个最大的秘密：尽管它表面看起来是一家先进的组织，但实际的技术却很落后。它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好。

尽管只是这个顶尖电脑团队的一个新人，斯诺登还是凭借出色的表现被CIA派往专为培训技术专家设立的秘密学校。那其实是一个酒店，他在那里完成了大约6个月的脱产学习和训练。训练结束后，斯诺登于2007年3月前往瑞士日内瓦，那是CIA搜集银行业信息的地方。他被安排进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拿到了外交护照，住进了湖边的一套四居室公寓，还接受了一项不错的工作，用于掩饰他的真实身份。

在日内瓦，斯诺登亲眼看到很多CIA特工在道德上做出妥协。由于间谍的晋升速度取决于他们招募的线人数量，所以为了尽可能多招人，他们往往会用尽各种手段，根本不顾这些人究竟有没有价值。他们会把招募的目标灌醉，然后将其关进监狱，再把此人保释出来——让那些人以为欠了他们的人情。“他们会通过一些极具风险的方式来招募线人，这些事情都会对线人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倘若被人发现，还会对我们的国家声誉产生深远影响。”他说，“但我们还是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可以这么做。”

斯诺登说，他在日内瓦认识了很多从心底反对伊拉克战争和美国中东政策的间谍。“连CIA的官员都这么认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由于他的工作是维护电脑系统和网络运营，所以比之前获得了更高的权限，得以接触到更多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信息。知道的越多，内心就越痛苦。“那是布什当政的时候，当时的反恐战争很黑暗。”他说，“我们会刑讯逼供，还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监听。”

他开始考虑当个泄密人，但由于奥巴马即将当选，所以他推迟了这一计划。“我发现，就算是批评奥巴马的人，也对他所代表的价值所打动。”斯诺登说，“他说，我们不会牺牲自己的权利。我们不会为了要抓住极少数的恐怖分子而改变我们自己。”但斯诺登还是失望了，他发现奥巴马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他不仅没有履行承诺，甚至彻底否定了这些承诺。”他说，“他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的承诺而把他选为总统，但他却违背了选民的意愿，那么这对社会、对民主意味着什么？”

又过了两年，这种希望幻灭的感受在他脑海里深深根植下来。那时(2010年)，斯诺登已经从CIA调到了NSA，接受了一份在日本担任戴尔技术专家的工作——戴尔是NSA的主要承包商。自9·11以来，美国的情报预算大幅增加，NSA的很多工作都外包给了戴尔和Booz Allen Hamilton这样的国防承包商。对斯诺登来说，日本的那份工作极具吸引力：他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想去日本。斯诺登在横田空军基地的NSA办公室工作，在那个距离东京不远的地方。他教给政府官员和军官如何防范中国黑客对他们网络发起的攻击。

但斯诺登原本就已消失殆尽的希望进一步幻灭。在他看来，间谍通过灌醉银行家的方式把他们招募为线人，已经十恶不赦了。而现在，他又了解到情报部门的定点清除和大规模监视计划，所有的数据都会发送到位于世界各地的NSA监视器上。当美军和CIA的无人机悄无声息地把活生生的人，炸成遍地的尸块时，斯诺登都能从屏幕上看到。他甚至开始感谢NSA的广阔监控范围：通过监控MAC地址(这是一种所有手机、电脑和电子设备都能发出的独特识别码)，便可以了解到每个人在一座城市里的详细动向。

尽管对美国情报部门的使命逐渐失去信任，但斯诺登作为可信的技术专家的升迁历程却在继续。2011年，斯诺登返回马里兰，在那里担任了一年的戴尔技术专家，与CIA的工作人员共事。“我会与CIA的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和所有技术部门的主管坐到一起。”他说，“他们会把最棘手的技术问题告诉我，而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解决问题。”

但2012年3月，斯诺登再次为了戴尔而调动，这次的工作地点是夏威夷的一个巨大掩体，他在那里担任信息共享办公室首席技术专家，专门解决技术问题。这个25万平方英尺(约合2.3万平方米)的“地道”原本是用来存放鱼雷的，里面阴冷潮湿。

NSA庞大的监控能力和有效监管的缺失，都令斯诺登倍感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担忧更是有增无减。最令他震惊的一个发现是，NSA经常会定期把原始的私人通讯信息(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元数据)发送给以色列情报机构。通常来说，这样的信息都会经过“最小化”处理，将姓名和个人身份数据删除。但在这种情况下，NSA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美国人的通讯数据。其中包括数百万的阿拉伯裔和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邮件和电话。如果他们有亲人居住在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就会因为这些通讯信息成为以色列的目标。“这太令人震惊了。”斯诺登说，“这是我们看到的最严重的数据滥用事件之一。”(这一行为去年已被《卫报》曝光，其消息源正是斯诺登披露的文件。)

另外一个惊人的发现则是一份来自NSA局长基斯·亚历山大的文件。该文件显示，NSA正在监视政治激进分子的色情内容观看习惯。这份备忘录称，NSA可以利用这些“个人弱点”破坏这些批评者的名声。该文件还列出了今后的6个目标人物。(格林沃尔德去年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了该文件的节选版。)

斯诺登对这份备忘录感到震惊。“这就像FBI试图利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出轨逼他自杀一样。”他说，“我们早在1960年代就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对的。为什么现在还在这么干？我们为什么又卷入了这样的事情？”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在发现了美国情报机构长达数十年的非法监控行为后，同样感到无比震惊，并首次对外披露了这些行为。由此拉开了长时间的改革，随后还出台了《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斯诺登认为，彼时和此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弗兰克·丘奇认为当时的美国已经处在悬崖边上”他说，“他担心，一旦掉下悬崖，便再也爬不上来。而我们今天同样担心美国又一次处在悬崖边上。”。就像当年的丘奇一样，斯诺登也意识到，唯一拯救美国，避免政府继续滥用职权的方法，就是将此事公之于众。但斯诺登既没有丘奇那么丰富的资源，也不具备他那么强大的权利。他只能秘密地实现自己的使命——这也是他在各种培训中学到的一项技能。

精心搜集更多情报

斯诺登

6月的莫斯科，日落总是很晚。从酒店的窗户向外看去，鳞次栉比的高楼留下的阴影逐渐将整座城市吞没。但斯诺登似乎并不在意这次采访被拖延到了傍晚。他还生活在纽约时间，为的是更好地与美国本土的支持者交流，并时刻把握美国新闻的最新脉搏。

通常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要随时听到批评者们的严厉抨击。事实上，反对斯诺登从心怀不满的情报人员，变成泄露机密信息的异见分子的，并不仅仅是政府官员。即使在是他最受追捧的科技领域，也有人批评他动作过快，放任危险信息的传播。网景创始人、著名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曾经对CNBC说：“如果你到百科全书里查查‘叛徒’这个词，那肯定能看到爱德华·斯诺登的照片。”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发表了类似的评论。“我认为他触犯了法律，所以我肯定不会把他当做英雄。”他说，“我对他没有多少钦佩之情。”

斯诺登调整了一下眼镜：他有一个鼻垫掉了，所以眼镜偶尔会滑下来。他似乎已经陷入了沉思，回到了那个他做出决定的时刻，那个再也不能回头的时刻。彼时，手握U盘的他已经意识到各种各样的潜在后果，但他还是秘密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如果政府不代表我们的利益，那么公众就要寻求自己的利益，揭发内幕为此提供了一条传统的渠道。”他说这话时，表情严肃，语速缓慢。

NSA显然从没想到斯诺登这样的人会给他们惹麻烦。斯诺登曾经在各种场合透露，他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下载和提取各种他感兴趣的机密信息。除了最高级别的机密文件，只要获得了NSA的绝密权限，并且能够使用NSA的电脑，几乎任何人都能了解NSA的监视项目细节，无论是雇员还是承包商，无论是二等兵还是将军。

但斯诺登在夏威夷时的访问权限却远不止于此。“我是夏威夷信息共享办公室的首席技术专家。”他说，“我有权访问所有内容。”

确切的说，应该是“几乎”所有内容。有一个关键领域，他当时仍然无缘接触：那就是NSA在全球各地开展的激进网络战。为了获取这最后的一点秘密，斯诺登到NSA承包商Booz Allen担任了基础设施分析师。那份工作让他获得了罕见的双重权限，可以同时查看本土和海外拦截的信息——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本土的网络攻击追溯到它们的源头国。通过这份新工作，斯诺登获得了海量的机密信息，了解到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系统中植入的恶意软件，以及窃取的大量国外机密。与此同时，他还可以证明，有大量的美国通讯信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拦截和存储起来，不必有刑事犯罪嫌疑，不必有合理的理由，也不无需具体的指向。”他一一搜集了证据，然后秘密地隐藏起来。

等到斯诺登2013年春天为Booz Allen工作时，他已经彻底醒悟，但各种各样的机密信息仍然令他震惊不已。有一天，一名情报官员对他说，NSA的黑客部门TAO在2012年，曾试图向叙利亚的一家大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核心路由器中植入一个后门，当时的叙利亚正在经历旷日持久的内战。此举将帮助NSA截获该国的大量电子邮件和其他互联网流量数据。但那次任务却出了问题，路由器发生故障，导致整个计划失败。那台路由器的故障令整个叙利亚突然断网——但公众并不知道，一切的责任都应归咎于美国政府。(这是该消息首次对外披露。)

在TAO的作战中心，心乱如麻的政府黑客们经历了沮丧的时刻。他们拼尽全力远程修复那台路由器，试图隐藏自己的踪迹，避免叙利亚发现他们植入的拦截软件。但由于路由器瘫痪了，所以他们也无力解决问题。

幸运的是，叙利亚更关心的是尽快恢复全国的上网服务，而不是追查断网的原因。而在TAO的作战中心，原本的紧张情绪因为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而放松下来：“如果我们被发现，随时都可以赖到以色列头上。”

走上“不归路”

斯诺登

斯诺登在Booz Allen工作时，投入了大量精力分析可能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他的目标包括通常被人认为不受军方关注的机构。他认为，这项工作已经超出了NSA的职权范围。“我们对中国开展了猛烈的黑客攻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说，“但我们越线了。我们还入侵了大学和医院，以及纯粹的民用基础设施，而不是政府目标和军方目标。这很令人担忧。”

促使斯诺登走上“不归路”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他逐步了解了NSA在犹他州布拉夫代尔市的一处庞大的绝密数据存储设施的能力后，发现的一个秘密项目。那栋100万平方英尺(约合9.3万平方米)的建筑，在NSA内部被称作“使命数据库”(Mission Data Repository)，其数据存储能力高达1 yottabyte，相当于500万兆(quintillion)页的文本。(据斯诺登介绍，它最初的名字叫“海量数据库”，但由于一些员工认为这听起来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所以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每个小时，都有数十亿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电脑间数据传输和文本信息流经“使命数据库”。有的只是匆匆流过，有的会短暂保留，还有的则会永久保存。

庞大的监控计划已经够邪恶了，但斯诺登还是发现了一个处在筹备阶段新项目，那是一个有着“奇爱博士”风格的网络战项目，代号MonsterMind。这个首次对外披露的项目，可以自动寻找外国网络攻击的源头。它能利用软件不断搜寻已知或可疑的攻击所特有的流量形态。当探测到攻击时，MonsterMind便可自动阻止其进入美国——用网络术语说，就是实现了一次“追杀”(kill)。

这样的程序早在数十年前便已存在，但MonsterMind软件还新增了一项独特的功能：它并不是简单地在入口端点探测和追杀恶意软件，还能在没有人工介入的情况下，自动开火还击。斯诺登表示，这便会引发很多问题，因为初期的攻击通常都是通过第三国的无辜电脑发起的。“这些攻击具有欺骗性，”他说，“例如，有人可以在中国发动攻击，但却能把攻击源头伪装成俄罗斯。于是，我们最终可能会向俄罗斯的一家医院还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除了有可能不慎引发战争，斯诺登还认为MonsterMind最终会对隐私构成威胁。原因在于，要让这套系统发挥作用，NSA首先必须秘密获取几乎所有美国人从海外收取的私人通讯数据。“理由在于，识别这些恶意流量，并对其作出响应的唯一方法，就是分析所有的流量。”他说，“如果我们分析所有流量，就意味着要拦截所有流量。这就会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也就是在未获许可、没有适当理由或没有不当行为嫌疑的情况下，利用私有通讯信息。而且要全天候监控所有人。”(NSA发言人拒绝对MonsterMind、叙利亚恶意软件或本文涉及的任何具体问题发表评论。)

由于NSA在布拉夫代尔建设了新的数据存储设施，而且可能不慎引发战争，再加上下令对所有进入美国的通讯信息进行监控，斯诺登认为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拿上手里的U盘，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公之于众。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付诸实施？

2013年3月13日，斯诺登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周围摆满了电脑显示器。当他看到一条新闻报道时，他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那条消息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莱珀(James Clapper)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称，NSA“没有故意”搜集数百万美国人的信息。“我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然后跟同事说，‘你能相信这些屁话吗？’”

斯诺登和他的同事曾经多次讨论过与NSA监控范围有关的种种谎言，所以，他们对克莱珀的证词几乎无动于衷，这基本在他的意料之中。“这不只是默默接受。”他说。斯诺登称之为“平庸之恶”——这个词源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纳粹德国官僚作风的研究著作。

“这就像温水煮青蛙，”斯诺登对我说，“你接触到一点邪恶，一点违规，一点失信，一点虚伪，伤害了一点公众利益。你可以不在意，你可以为它辩护。但如果你这么做，就会产生‘滑坡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恶习会逐渐放大，等你在这种环境中生活15年、20年、25年，你就会见怪不怪了。那时，你会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正是克莱珀事件引发的深层忧虑。他把欺骗美国人当做他分内的事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不会因此遭到惩罚，因为他之前就曾经被曝在宣誓的情况下说谎，但却连一点轻微的惩戒都没有。这暴露出整套系统以及我们的领导者存在的许多问题。”于是，斯诺登决定，在被活活煮死前，是时候从水里跳出来了。

与此同时，他也深知由此可能引发的可怕后果。“走出那一步真的很艰难。我不仅要有信仰，而且信仰要足够的坚定，足以让我愿意把自己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彻底毁掉自己的生活。”

但他感觉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两个月后，他拿着一个装满U盘的袋子，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

相信技术，别相信政客

斯诺登

我们第三次见面距离第一次已经过去大约两周。那天下午，斯诺登来到我的酒店房间。我已经换了住处，最新的地点是与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隔街相望的国家酒店(Hotel National)。那是一个与大都会酒店类似的地标式建筑，俄罗斯的很多历史都在它的门前逐一上演。列宁曾经住在这里的107房间，令人畏惧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头目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幽灵，至今仍会在门厅里出没。

不过，斯诺登最害怕的并不是俄罗斯的秘密警察，而是他的老东家——CIA和NSA。“如果真有人在监视我，他们肯定已经找到了一帮人，专门负责入侵我的电脑。”他说，“我认为他们没有找到我的藏身地，但他们几乎肯定监控了我在网上的言论。即使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些内容已经加密——但他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包括你的交流对象，以及你的交流时间。”

不过，最令他担心的，或许还是因为某个错误，导致他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改革进程遭到破坏。“我不是在自我毁灭，我不想自我牺牲，然后把自己从历史的记载中抹去。但如果我不冒险，就没有赢的机会。”他说。所以，他总是在绞尽脑汁，试图能领先追捕自己的人一步——他不断更换电脑和电子邮件账号。然而，他知道自己最终还是很容易被攻破：“我会有疏忽，而他们会借机黑掉我。这是迟早的事情。”

事实上，部分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已经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去年，格林沃尔德发现他无法打开斯诺登发给他的大量有关GCHQ(相当于英国的NSA)的机密信息。所以，他让自己的老搭档大卫·米兰达(David Miranda)从他们在里约热内卢的住处出发，到波伊特拉斯那里取来另外一份副本。但负责安排行程的《卫报》定了一张通过伦敦转机的机票。或许是GCHQ的监控网络作祟，此事很快走漏风声，米兰达刚一到达就被英国当局扣押，随后遭到了9个小时的盘问。

另外，一个包含60Gb数据 (大约5.8万页文件)的移动硬盘也被没收。尽管这些文件都通过名为True Crypt的复杂程序进行了加密，但英国当局还是从米兰达身上找到了其中一份文件的密码，从而破解了大约75页内容。(格林沃尔德至今仍然无法获得完整的GCHQ文件。)

斯诺登的另一个担忧是他所谓的“NSA疲劳症”——公众逐渐对大规模监控项目的消息感到麻木，正如他们在战争期间习惯了伤亡数据一样。“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数字。”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正如侵犯默克尔的权利是丑闻，侵犯8000万德国人的权利却无人关注一样。”

关于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能否促成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他不抱太大希望。归根结底，斯诺登认为我们应该相信技术，而不能相信政客。“我们有各种手段和技术来阻止大规模的监控，甚至完全无需任何立法过程，也不许要任何政策变化。”他说，答案就是强有力的加密技术。“通过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让加密成为统一标准，在默认状态下对所有通讯信息加密，我们便可阻止大规模的监控行为。不仅是在美国，在全球其他地方同样适用。”

斯诺登说，在那之前，信息拦截事件还会不断发生。“我们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他说。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我们见面后几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就披露说，NSA的监控项目搜集的无辜美国人的数据，远比其锁定的外国目标的数据多得多。至今仍有数十万页的机密文件等待解读——更何况，可能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受到斯诺登启发的泄密者。但斯诺登说，今后无论泄露什么文件，其中包含的信息几乎都将变得无关紧要。“关键问题不在于还会有什么新消息曝光，而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