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经济究竟需要怎样的营商环境？

作者：凡夫俗子

来源：微信公众号“凡夫俗子话财经”（ID：eric_fuzi）

东北经济的不景气已是人尽皆知，种种相关论调也是见怪不怪，有人唱衰，有人担忧，有人愤慨，有人扼腕。

经济数据摆在那里，问题的根源也摆在那里，“前人之述备矣”，我们在此也不打算做过多的重复解读。

但这不意味着东北经济的话题可以到此结束。

身为一个东北人，笔者在春节长假返乡探亲期间，再度深深感受到家乡“国企当道”的氛围：过高的行政藩篱，让民营企业难以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到处弥漫着一股精神不振、活力匮乏的气息。“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俗语得以如此流行，自然有它的道理。

那么，究竟怎样的营商环境，才能给低迷的东北经济重新注入活力？

笔者试图借助一个非主流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详细回答这一问题。

扫盲：创新经济学与国家创新系统

既然是“非主流”，那么创新经济学的受众面积，自然是无法与占据经济学教科书半壁江山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相比，但其价值绝不会因此而有损分毫，特别是当今世界，随着科技创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创新经济学也必将大有可为。故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科普一些基本概念和逻辑。

1. 何谓创新经济学？

 “创新”作为一种经济学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主要是依靠企业家来完成。

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家要把一种之前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目的当然是要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利润；而无数微观企业源源不断的创新获利叠加的结果，便是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包括五种情况，分别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与组织创新，只要满足其一，便可认为创新行为已经发生。具体如下表1：

熊彼特将创新和企业生产联系在一起，强调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最初体系。其追随者把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理论分支：一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二是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

创新的真谛在于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而这也是国家追求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近些年，不断涌现的种种新兴技术给国民经济的生产带来了重大革新，人们也越来越看到“创新”在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不少学者也声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国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

2. 何谓国家创新体系？

熊彼特笔下的创新，重点在于企业与企业家，但从国家层面来讲，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工程，势必需要多方面力量的有机互动与共同配合方可实现。于是便有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用来指代各类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其中，创新主体又是最为关键的角色。

一般认为，从事创新活动的主体有三，分别为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它们各司其职，且对于创新行为的动力机制也有所不同（详见表2）。

优化国家创新体系，形成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机互动与配合，不仅有助于提高创新活动效率，改善创新资源配置，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来说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其关键便在于构建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使创新体系各主体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形成创新的“合力”，从而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增长，并实现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

当然，倘若三大创新主体的良好互动机制未能形成，导致各自功能错位，彼此之间不是相互促进而是相互制约，那么结果也必将是经济增长受阻，发展活力匮乏。

请记住这句话，后文我们很大篇幅的论述，都将围绕着它加以展开。

行政主导环境下，创新主体动力当是如何？

有了前文的铺垫，我们便可回到东北经济的问题上，进行深入分析。

身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三省在计划经济时代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而这也在潜移默化中制约甚至阻碍了东北经济的转型：计划经济思维的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今，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已然成为了东北经济的典型特征；相比之下，东北的市场化进程却始终处于落后状态。

那么，从创新经济学角度来看，在东北地区这种“强行政、弱市场”的行政主导环境中，之于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这三个创新主体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逐个考察。

先来看政府。

政府部门是最具行政色彩的角色。虽已告别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任何组织机构依旧有对应的上级主管部门，该部门又附属于政府的某个机构。而所有此类机构都不能越权，否则便属于违反行政纪律。

这样，创新机构的设立与创新项目的立项通常要得到行政部门的批准，创新成果的转让要受到行政干预，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配置也更多地要按行政手段进行。在行政主导环境下，政府的指令如一个小小的“指挥棒”，有意无意地左右着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而这却在无形中限制了科技创新的传播渠道和技术扩散的范围。

此外，政府权力过大，为了提高生产技术的水平，进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他们会通过各种政策和投入来加以推进，可是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后文有分析），故此过程实施起来，周期较为漫长，短期内往往看不到回报。久而久之，政府在推进创新的动力上难免会打折。

再来看研究机构。

强行政下的研究机构，其活动也会附属于行政，在很大程度上要听从其主管单位行政部门的指挥。这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机构的处境是类似的：任何科研计划所必需的人才、设备和资金，经常都要通过逐层申报，最后到最高行政部门的批准认可，这些会大大增加创新过程所需的时间和成本。

需要注意到，这种环境下的研究机构，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更多扮演的是“事业单位”这一角色，其经费来源往往不能通过市场渠道获得，而是要借助行政拨款。不管是否拥有研究项目或课题，研究机构都可以依靠这些经费生存，而且也难以凭借研究成果获得额外收入。

虽然在成果转让方面，科研机构“条块分割”的格局已经有所破解，但这些条块仍然掌握着较大部分创新资源的分配权，让创新资源难以得到合理的流动，造成较大浪费。

因此，研究机构同样缺乏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产生的创新动力。

最后看企业。

企业，其根本目的是盈利，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更是新时代对于现代化企业的最基本要求。

国企当道，是东北经济的典型特征。可在强行政环境里，国有企业“政企不分”这一顽疾很难得到有效根治，这也致使其经营机制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没有真正落实，究竟谁该对资产负有最后的责任，关系自然不甚明了。简单地说，就算企业垮了，也难以找到真正的债务赔偿人。

如此一来，政府主管部门将资产管理职能与一般行政管理职能混为一谈，当企业经营效益上升，经营者得不到相应的利益；当企业经营失败，还可以由政府来对其补损，企业的经营者既无约束，也无能力对企业亏损负责。实际上，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悄无声息地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再度放缓了市场化进程。

类似地，在创新活动中，他们同样是只有追求创新的义务，却缺少追求创新的权力、压力和责任。因而，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也是情理之中。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民营企业完全是依市场规律而运作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经营上，民企无可争议地表现为自负盈亏，与此相适应的是，在资金、人事、财务和行政管理上，企业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基本不受行政的直接影响；在资源配置上，民企主要也是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市场渠道来配置创新资源和经济资源。所以，民营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去力求通过不断的创新活动来实现潜在利润的获取。

然而，东北“强行政、弱市场”的土壤，实在是不适合民营企业的生长。事实上，关于东北营商环境日渐恶化的报道也不鲜见，具体表现为：

地方政府承诺的政策不到位，对民营企业吃拿卡要、“关门打狗”；有关政策反复无常、朝令夕改，令企业无所适从；一些行政人员庸碌无谓、以懒政怠政应付企业需求；企业财产权和知识产权被侵犯，投诉无门……

因此，各路民营资本都对东北地区“敬而远之”，不敢长期入驻，至于他们与生俱来的追求创新的基因，却是无处安放。

不仅仅是企业，在这种行政主导的环境中，其他两个创新主体也都不具备足够的创新动力，因此经济的不景气同样也是在所难免。

市场主导环境下，创新主体动力又当如何？

此强即彼弱，此弱即彼强。既有“强行政、弱市场”，就必然有“强市场、弱行政”。在越来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今天，后者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大势所趋。

其实，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不少城市和地区已经率先迈出了市场化这一步，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便是深圳。凭借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深圳拥有着极佳的营商环境，为当地的民营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综合来看，深圳的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深圳的很多行业没有太多垄断，竞争比较充分；

2. 相对于东北、北京等地，深圳没有太多国企，企业可“能者居之”；

3. 深圳市场中的各种生产要素转化能力强，技术、资源、劳动、管理等可转化为股权；

4. 深圳已在多个行业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并可相互对接；

5. 深圳与国际市场的交流日益频繁。

这也是为什么，深圳能够涌现出华为、腾讯、中兴、万科、比亚迪等诸多知名的高新民营企业，且经济增长从不缺乏活力。

由于市场经济有其特定的运作规律，因此处于市场中的各种社会机构也会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方式来开展创新活动。那么，在市场主导的环境中，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这三大创新主体的互动以及各自的创新动力又将是怎样的景象？我们仍然逐个考察。

先来看政府。

与上文有所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更多扮演的是服务者的角色，其职能不是直接参加或干预所在地方的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法规来为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和平等竞争营造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在市场失灵的环节给予政策性弥补。

这种情况下，政府也不再左右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而是通过向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加速投资来刺激技术研发，鼓励全社会开展科技创新。此时，政府的这种鼓励政策将有力地调动全社会各种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

同时，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民众对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市场环境下的舆论自由也会倒逼政府，使其更加重视科技与教育方面的投入，这也势必会为政府的创新动力提供正向激励。

再来看研究机构。

市场机制下的研究机构，也不再是任何其他部门的附属，而是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其产品便是创新成果，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是它的创新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承认，或者能否被使用者购买。研究机构对效益的追求引发的直接结果，便是不断地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科研成果。

此外，为了争取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委托研究和研发费用，研究机构还必须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树立起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客观上也要求科研机构必须不断地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因此，市场主导环境下的研究机构，对于学术声望和经济利益的追求，二者可以较好地实现统一。

最后看企业。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完全成为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如前文所说，企业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也完全按照市场导向来进行。为了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获取利润，企业会不断通过创新活动来改进生产技术并提高管理水平，以增加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

另外，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具有自主决策权，在企业家的领导下，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以及项目本身的盈利性来自己决定是否立项，而不必再经过政府的逐层审批，同时企业家可以通过多方面的融资渠道以及交流合作来解决资金和人才问题。这样一来，创新活动的效率与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均会得以提高。

这些，都是东北大地上较为罕见的；或许正因为罕见，才显得格外需要。

两种体制机制环境下，创新行为及其后续活动的对比

通过对比两种体制机制环境下的创新行为，不难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市场主导型体制在推动创新活动有序进行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引导科技创新活动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远大于行政主导型体制。因为在“强行政、弱市场”的环境中，创新活动最活跃的主体无疑是政府，过于强势的天性，让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创新动力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所具有的动力决定。

然而需要注意到，行政掌管者对创新活动进行的种种干预，都难免会因为无视其他创新主体的个性而凸显局限性，只因他们不可能在任何领域都能够及时甄别各种信息的有用性和重要程度，也难以做到在各行各业都能够捕捉到潜在的盈利契机，并启动有重大意义的研发活动。这样，势必将导致创新活动的僵化和大量科研成果的闲置，不仅不利于企业经营的提质增效，更不利于地区经济的良好发展。

进一步分析，创新活动完成后，其后续是创新成果的扩散，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一扩散过程甚至要比创新过程本身更为重要。因为从宏观层面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创新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创新的扩散，使得新技术、新工艺能够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举例说明，某企业的一项新产品实现最初的商业化后，便会率先掌握潜在的利润；出于对利润的追求，该企业的新产品会产生一系列的带动效应，引来业内其他企业的竞相模仿，纷纷改进技术、完善工艺并提高管理效率，进而使宏观经济走向高涨；当较多企业都实现模仿之后，潜在的利润便消失，创新浪潮也随之褪去，经济便会进入停滞阶段。此时，就需要新的创新问世，并通过新一轮模仿使创新成果得以扩散，带动经济重新走向高潮。

所以，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快慢，与创新成果扩散的快慢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同创新活动一样，不同体制环境下的创新成果扩散完成情况也不尽相同：积极合适的环境，可以加速创新成果的扩散；反之，则会造成减慢甚至阻碍——而这，也间接扼杀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

就像在一杯清水中滴入一滴红色的墨水，墨水会自动在水中进行扩散，直至水杯中任何一滴水所含红墨水的浓度相等为止。试想，如果滴入红墨水后，我们对杯中水进行人工搅拌，或者给水加温，那么红墨水的扩散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可是，如果将水杯放入冰箱加以冷却，那么红墨水的扩散速度就会明显减缓甚至停滞。

至此，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合适的体制机制环境，对于一个地区的创新行为乃至经济发展活力来说，是多么重要。

东北如此，其他任何地区也是如此。

尾声

当东北经济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时，与之有着无数渊源的山东，也被拉进了这场讨论之中。许多人都在担忧，与东北在产业经济和思想观念上如此相似，“衰落”“退步”等标签，是否也会被贴到山东身上？

新年新气象。就在大年初七上班第一天，来自山东的一场“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吸引了亿万人的目光。在相关的讲稿中，有两段话令人印象深刻：

“兄弟省市纷纷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比如，贵州省以大数据为引领，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带动经济实现了弯道超车；杭州市信息经济增加值增速超过GDP增速两倍以上，对GDP的贡献率超过50%……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还比较明显……这些数字，反映的是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警醒的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正从我们身边悄然滑过。”

“新旧动能转换，说到底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生产方式、体制机制、工作模式等诸多方面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破除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实现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如此情真意切，令不少媒体惊呼：

“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

那么，东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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