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中国人，赚够了看大病的钱

虎嗅注：2016年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的统计结果显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户占建档贫困户总数的42%，总共牵涉到七百多万人。有多少人、多少家庭的积蓄足够抵御疾病带来的经济风险、支付重症监护病房一日千金的账单？如果积蓄不够，该怎么办呢？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作者：伍丽青。

 

年前，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爆朋友圈，引发了关于流感防治、医疗资源分配乃至患者尊严等问题的大讨论，也勾起了无数人的焦虑和担忧。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北京中产人士，然而，这样的身家在一场流感的袭击下也显得捉襟见肘。而没有相同财力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呢？

重大疾病就像随机摇号，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摇到谁的头上。而它带来的灾难，不仅是肉体、精神上的，还有金钱上的。有多少人、多少家庭的积蓄足够抵御疾病带来的经济风险、支付重症监护病房一日千金的账单？如果积蓄不够，那该怎么办呢？

七百万人因病致贫

中国人的腰包虽然还不够鼓，但是医疗账单却已经叠了起来。2016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总费用达到了46344亿元，平均下来大约每人花了3351元（个人支付占70%）。考虑到同一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有17110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更是只有10129元），这个医疗支出的占比相当惊人。

巨额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了中国人肩上最沉重的负担之一。2016年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的统计结果显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户占建档贫困户总数的42%，总共牵涉到七百多万人，而这还不包括那些虽然最终情况还不至于沦落到贫困的范畴、但也花掉了不少家底的人，也不包括连治疗的钱都没有的人。

2018年2月9日，湖北荆州，一位85岁的老人在晒别人送来的衣服。老人全家四口人有三残，二儿子从小就患有血友病，一直无钱治疗。视觉中国

当一个家庭必须通过降低生活水平来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就认为该家庭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如何衡量灾难性卫生支出，不同国家地区均有不同的标准，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定义是，当卫生支出超出了某段时期内家庭总消费的40%时，就认为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

全中国有多少人有自信不需要靠降低生活水平省钱看病，永远不需要面对这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

根据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当将中国家庭按照收入分为五个层次的时候，最贫困组、次贫困组、一般组、次富裕组到最富裕组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5.8%，14.4%，12.8%，11.4%，10.7%，情况比越南还差。可见即便是富贵人家，也不见得能经得起病魔的折腾。

2017年12月26日，天津。一位8岁女孩被确诊为恶性神经母细胞肿瘤，自患病以来，家里已经花费了40多万元，并欠下20多万元的外债。要治好这个病，后续治疗费用高达近40万。视觉中国

以这个冬季的热门话题流感为例，大家常常认为它只是感冒般的小病，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03~2012年，中国的城市居民，每十万人中大约有10人会直接或间接死于流感。

除了致死率高外，流感住院的花销也很惊人。2013年的一项回顾性调查显示，流感病人的平均住院花费达到了9594元，其中来自城市的病人平均要花掉9436元，农村患者平均要花掉10287元，分别占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和113%。

一场流感，就可能会让农村人一年多的努力付诸东流。对于60岁以上的患者来说，流感更加凶险，产生的平均住院费用也翻倍增加。

2009年12月9日，广州，殡仪馆工作人员将街边甲流患儿的尸体收拾后抬走。视觉中国

当然，尽管流感带来的经济损失惨重，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跟因病致贫的大户肿瘤相比。在你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有几十个中国人新确诊患上肿瘤或者因肿瘤而死亡。

中国人就连肿瘤发病率都要比国际平均水平更高。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做的报告预计，到了2030年，中国将每年有487万癌症新发病例，死亡病例数达到360万。国家癌症中心于2012~2014年调查了14594名癌症患者，其中77.6%的人表示患病给家庭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2017年12月11日，西安，俩兄弟得肝病一死一晚期，家里借了30多万负债累累。视觉中国

从费用上看，全国肿瘤患者平均每次住院费用为24018元，考虑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仅一次住院，则大致总体花费在6万~8万左右，如果再考虑维持治疗期间的费用，那么癌症治疗花费将在10万左右，这已经是最保守的估计。对于那些需要移植、并发感染的血液肿瘤病人来说，费用动辄可以超过一百万。

一寸光阴一寸金

提起巨额的医药费，就不得不提起扬名在外、让人闻风丧胆的重症监护室（ICU）。

顾名思义，重症监护室就是为重症病人特设的监护病房。它跟普通病房的主要区别就是拥有各种监护设备，能够时刻监护重症病人的病情变化，便于随时抢救。

在普通病房，可能医生护士一天只在查房的时候来看几次病人，而在ICU，医生护士随时都守在监护设备边，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病人的心跳呼吸就会停止。

2018年2月15日，济南。某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医护人员一大早忙碌着查房、处理医嘱、配液体、输液、给病人翻身、吸痰。视觉中国

中国ICU的起步相当晚，1982年，协和医院才建立了全中国第一间ICU，当时里面只有一张病床。由于建设要求和医治难度较高，此后ICU的发展速度并不如人意，直到1989年底，卫生部将“拥有ICU病房”定为三甲医院评选的硬性指标后，ICU才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

ICU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就已经因为极其昂贵的收费而声名远扬。根据1989年第四季度北京数家三甲医院的数据，当时普通住院病人的平均医疗花费是1600元左右，而住进ICU的病人的平均花费达到了24524元，是普通病人的14倍以上。

近三十年过去了，ICU依然还是那么贵。根据2011~2012年北京13家顶级三甲医院的ICU住院数据，每位患者在ICU平均花掉了9.7万元，而如果加上他们在普通病房的花销，每个ICU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则达到了14.6万元。住进ICU，就好像给医院买了台印钞机。

2018年2月26日，西安，24岁的年轻爸爸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外看着早产的4胞胎女儿，高达60万元医疗费愁坏了全家。视觉中国

光从数额上看，ICU确实昂贵，如果跟别的国家对比一下呢？每位患者在ICU的日均花销大约是8000元人民币，低于2005年美国的3500美元，高于2012年印度的299美元。

考虑到年份不同和三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研究人员用人均GDP校正了这个数据，计算了每日ICU花销除以当年人均GDP的比例，结果美国是8.1%，中国是19.8%，而印度是20.2%。也就是说，即使看起来费用没有美国高，但中印两国的ICU看病负荷，实际上却比美国重得多。

为什么住ICU会那么贵呢，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中国患者在入住ICU期间，有42.2%的费用花在药物上，有20.1%的费用花在了一次性医疗耗材上，另外，ICU的花销里还有15%的实验室检查费用，以及8.7%的医务人员的人工成本。

由于进口药品和耗材的效果明显优于国产，所以往往是重症病房的首选，但同时，进口的汇率及高昂的关税也让医疗费用成倍增长。ICU的检查费用跟普通病房是一样的，但由于重症病人病情变化快，所以做的检查多，相应费用就提高了。

2016年12月30日，河南洛阳。20岁少女患重病住ICU一年，欠费账单100多米长。视觉中国

当有人抱怨ICU的费用高昂的时候，往往会有人抛出“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八千块买一天的命贵吗”的质疑。这样的质疑看似是在肯定医疗服务的价值，但其实很霸道，因为首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ICU确实很贵，而且，八千块的钱并不是全部交给医生充当赎金换命的，而是用来买药买耗材做检查的。进入ICU的患者和家属，必须做好花光了钱、但依然人财两空的心理准备。

事实上，即便是在中国最好的医院，ICU病人的死亡率也超过了27%。如果刨去那些病情比较稳定、只是术后送ICU进行短时间观察的手术病人，那么ICU病人的死亡率甚至可以达到40%以上。

2017年12月25日，青岛。守护在重症监护室外十几天的病人家属。视觉中国

在中国，那些最终死亡的病人的花销反而比幸存病人的还要高，这一点与美国正好相反。在美国，85%以上的中大型医院在ICU设有临终关怀病区，这些接受临终关怀的重症病人只接受简单的、减轻痛苦的治疗，希望在安详的状态下离世，因此费用不会很高、住院时间也较短。而相对来说，中国ICU患者相对来说会在无望的情况下坚持更久，他们对治疗和抢救的需求更高，因而花费更大。

没钱怎么办

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旦罹患重大疾病，全家卖房筹集医疗资金的选择并不罕见。但是，全国家庭自有住房套数平均只有1.044套，并没有多余的住房可以卖，更不要说农村家庭的住房还有85.62%属于难以变现的自建住房。换句话说，卖房已经是大多数人筹钱治病的终极手段，但即便如此，也依然不能保证够用。

2013年4月7日，西安。55岁的父亲患了肝癌晚期，儿子白天则忙于卖房为父亲救命。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新闻中的儿子。视觉中国

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医保又能帮到多少呢？2012年开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陆续在各地启动，作为对普通医保的补充。然而，由于目前政策的不完善不成熟，大病医保尚没能如预期一般解决居民因病致贫的问题。

 

首先，大病医保对“大病”的界定至今还有很多争议。广东省2017~2018年实行24种重大疾病的保障政策，但如果患的大病不在这份目录里，就报销无望。

有些省市则按照医疗费用的数额来确定是否大病，这样的规定对那些疑难杂症患者更好，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举个例子，假如“大病”的定义是住院花费3万以上，那些原本2万元可以治好的病人可能会为了追求更高的报销比例而过度医疗。

 

另外，很多省市的大病医保都设置了报销的封顶上限。比如西藏最高报销14万，重庆最高报销20万等。然而，很多学者都进行过测算，认为就算不设封顶线，也不会对医保基金带来太多负担，因为患大病的人毕竟是少数。

 

再者，大病医保的报销目录跟普通医保大同小异，除了少部分地区为大病医保单独设置了特殊药品目录外，在大部分地区，很多昂贵的肿瘤靶向药物、高级的抗生素依然需要自费购买。

2017年4月25日，青岛。罕见病宝宝住院上百次，去世前母亲曾呼吁让救命药可以纳入医保。视觉中国

 

虽然大病医保号称报销比例不低于50%，但实际操作时，病人需要自费承担的医疗费用往往还是会超过这个比例。以湛江为例，这是全国大病医保发展最早、最成熟的城市之一，2013年，全市共有5638人享受大病医保待遇，共报销1476万元，人均也只有2600元。

有人说，既然普通医保和大病医保无能为力，那为什么不提前买商业保险呢？还有人振振有词地指责同胞——自己不买商业保险，自己不努力，还怪医保不行。

 

但其实，赔付金额较高的商业保险，对大部分中国人只是一种奢望。按照目前主流的保险价格，50岁的人想要买重大疾病商业保险的话，一年的保费要三千元以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想给一家几口都买上商业医保是不可能的。加上大部分人对各类医保的保障范围、力度都糊里糊涂，根本也没想过要去买额外的医保。

2017年8月9日，南昌。从江西各地过来的癌症病人家属，为了节省伙食费，在这个简陋的厨房里住房烧菜。视觉中国

 

花光积蓄卖房卖车之后，医保报不了的部分，患者和家属要从哪里筹钱？

 

答案是借债看病。2010年出版的《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研究》中提到，对城市家庭来说，自付的医疗费用中，有8.9%需要靠借债弥补；而对于农村家庭，则高达20%的费用需要借债才能筹集到。

 

等可以借的钱都借完了之后，慈善救助便是很多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虽然近年来网络捐赠弄得红红火火，但与庞大的医疗负担相比，依然是杯水车薪。

2017年5月3日，青岛。夫妻蜗居楼宇夹缝37年，患上尿毒症的病妻不敢花好心人送来的捐款。视觉中国

卫计委负责人曾于去年6月召开的全国扶贫与健康会议上做出承诺，保证将在2020年时确保每个重病患者都能够得到合适的治疗，但这个承诺显然不足以让所有人安心。

 

对于一时半会发不了财的普通人来说，要怎么样才能抵御高昂医疗费用带来的风险呢？答案很老土，爱惜身体，勤加锻炼，有不适及早就医，有闲钱的可以再买点赔付额度高一些的商业保险。实在没办法，就祈祷噩运不要降临到自己和家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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