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术与鸡汤：从活佛到仁波切

过去，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催生了具有世俗权力的宗教领袖的转世制度。大庙里的可以转，小庙里的，当然也无不可。转世的僧人大小领袖，说他是喇嘛可以，按汉人的说法称之为活佛，听起来更神。学究气地称之为朱古，当然也行。现在流行的，是藏人的说法，仁波切。

在民国和民国之前，除了几个大活佛之外，其余众多庙宇里的活佛，除了这座庙方圆几里乃至几十里之外的人，没有什么人理会，当然也不需要官方认可，像当下一样，发给证书。这样的活佛，也不像班禅达赖一样，具有世俗的权力，有僧官和俗官为之奔走，有藏兵为之调遣。在自己的寺庙周围，远不如当地的贵族或者头人有权有势。

清朝统治者虽然尊崇藏传佛教，但内地的喇嘛，却跟汉传佛教的和尚一样，只有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才出来念经。到了晚清，随着欧风东渐，在破除迷信的前提下，随着汉传佛教的式微，也跟着式微。

但是，到了民国中叶，不知怎么一来，藏传佛教就开始由衰转盛了。各地有权有势的军头们请活佛来讲经，开法会，成为一种时髦。你请，我也请。挨着藏地的四川和云南的大小军头，包括行政官员以及商人，有事没事，就请活佛们为他们做升官或者发财法会，不知怎么折腾一下，念念经，跳一跳扎布，据说就可以让人升官发财。灵与不灵两说，但请的人络绎道上。割据湘南的军头唐生智和他的省长赵恒惕不和，两下斗法，最早就是借藏地来的活佛，两边开金光明大法会。后来，唐生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自己的部下全体受戒，归依藏传佛教，每个士兵，都发一个受戒证书，上面印着代表佛的应身、法身、报身的三身佛一枚。

其实，活佛只是汉人对有势力的大喇嘛的一种俗称，大约起源于元代。蒙古人治下的元朝，喇嘛是特权阶层，可以横着走，尊之为活佛，名符其实。当初的意思，只是说你牛逼，并没有夸他们神通的含义。但是这个词儿流传到后来，就变得神通广大了。庙里的泥胎，不过是佛的象征，人们还要膜拜，何况活的佛？有几个人能明白，所谓活佛，不过是转世修行人，不是活的佛，更没有十地的法力。在藏地，即使大活佛，也得到几个著名的儒佛学院性质的寺庙，比如色拉寺里去修行，通过研习佛典，取得学位。

然而，佛教能够传播开来，根本不在于佛学理论的精神，修行者的功夫，关键是世俗社会的现实需求。他们需要僧侣们作为中介，为他们彼岸世界神佛那里，求得现实的好处。所以，活佛这个概念，越到后来，就愈发闪闪放光，具有魅力。民国时有权有势之辈，对活佛发生兴趣，是因为这些人是活着的佛，当下的有权有势的人们，对活佛有兴趣，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对活佛的期待，不是这些人的佛学造诣，他们的道德修为，而是他们的法术。藏传佛教，虽说黄教领袖群伦，但花教和白教，也有份额，越是偏僻的地方，宗教的品质就越杂，原始的本教，也生生不息。所以，吐火喷烟，跳跳大神儿，本是小活佛们的应有之义。你要什么，人家就能给什么。恰好，有权势的人们，根本就对佛学，对佛教信仰没什么兴趣。他们要的，就是这些活佛们，通过自己的法术，或者说巫术，为他们祈福避灾，升官发财，让他们官运和财运亨通。

出入权门和钱门的，都是活佛，但是，跟中产阶级和白领们厮混的，都是仁波切。现在有身份、有品位的中产阶级，无论男女，如果没有个来自藏地的仁波切做自己的上师，舍出大把的银子供养仁波切，偶尔听他们灌点鸡汤，就一定属于没品之人，讲究的场合，没人搭理他们。仁波切的鸡汤，一定要掺上一点佛教术语，什么因缘和合，什么有为法，什么业缘云云。就好像煲好的汤里，放上人参罂粟壳一样。据说味道好极了，喝了上瘾。所有的成功学大师，包括大小于丹们都不能望其项背。

于是，汉传佛教的法师们，也在向仁波切们靠拢。大家比学赶帮，都在熬鸡汤。但是，汉传佛教的法师们，好些都是半路出家，所熬的鸡汤，缺少佛学的味道。一位出版过许多鸡汤专著的著名法师，一次在公共场合，被人问及，佛教讲因果报应，为何许多行善者得恶报，行恶者却活得好好的？这样的简单佛学的问题，他居然答不出，顾左右而言他。我想，这样的问题，如果提给藏地来的仁波切，想必他们是能回答的。

但是，活佛加仁波切的需求量太大了。众多的升官发财法会要开，连非佛教的传统项目，也要展开，那么多的卦要算，那么多风水要看。加上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的心灵需要慰藉，那么多的欢喜佛招法需要施展。已经有的具有官方证书的活佛和仁波切（其实都是一回事，只因为功能不同，必须分开来说）远远不够用了，越来越多的山寨活佛和仁波切被制造出来。到今天，已经用不着非得是藏人了，即使汉人，即使你曾经不过是歌手，不过是个混混，一本佛经没有看过，只要懂几句术语，最好还得会说几句藏文，经过一番包装，一样可以成为仁波切，出入权门，就是活佛。仁波切们的日子过得太滋润了，以至于好些号称儒学大师的人，也开始向佛教靠拢，偶尔，在讲弟子规的时候，也会夹上几句佛理。

有悲观者说，这是一个末法时代。错了，这是一个佛教最好的时代。只要沾了佛，塑料垃圾也能发出金子般的光芒来。

南无阿弥陀佛！